父子间学问的传承与发扬

发布人:钱杰生  发布时间:2019-03-05  浏览次数:144

—汤用彤引导爱子汤一介走进哲学天地


汤用彤



汤一介

“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1896年的一天,一个3岁多的孩子坐在门槛上,从头到尾学着父亲的腔调吟诵着《桃花扇》中的《哀江南》,令他的父母大吃一惊。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汤用彤。

    30多年后,六七岁的汤一介也可以把《哀江南》背诵得一字不差。直到晚年,他仍旧时常提起:“我们小时候得睡午觉,父亲总是拍着我妹妹吟诵《哀江南》。”就这样,汤一介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家庭的熏陶,后来也成为一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大学者。他就是汤用彤的儿子。

    汤一介小的时候,汤用彤并没有用什么大道理教导儿子,而是以自己的立身行事进行无声的教育。他只是把自己做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整日沉浸在书香中,乐此不疲,成就了自己的大学问。汤用彤虽然精通中国古文及英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是我国能够融会中西、接通华梵的一流学者,但他从不在人面前卖弄学问,而是多采取默语静听的态度,无论是与家人还是外人交往,他也都是一团和气,从不与人吵架,即便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也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处理方式,乃至有了“汤菩萨”的称号。汤一介便是在这位“菩萨”的熏陶下逐步长大成人的。

    汤一介小时候上的是现代学校,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偏少。汤用彤虽然仍旧说话不多,但开始有针对性地指导汤一介,先以自己喜欢的陶渊明的诗歌来熏陶,接着又让汤一介读《史记》《资治通鉴》,然后再让他读一些经书……

    汤用彤更重视家风的传承。在《我的父亲汤用彤》中,汤一介写道:“近年再读祖父之《■游图》中之题词,始知我父亲一生深受我祖父之影响……在祖父的题词中,我以为给我父亲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汤用彤的父亲名叫汤霖,是清朝的进士,做过几任小官,但对“功名”不感兴趣,反而很留意“中外学术治术的源流变迁兴失”,因此,他着意把儿子汤用彤向学问家的方向培养。汤用彤没有辜负父亲汤霖的期望,等他为人父后,也希望其子汤一介承继这种家风。

    1942年,汤一介在读中学时,就很喜欢背诵唐宋诗词。一天,汤用彤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并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这篇赋,对汤一介说:“你也可以读一读。”他仍然话少得只有一句。汤一介读了以后,当时并没理解其中的意义,而汤用彤也没有进一步讲解,他希望儿子自己能体悟出来。两年后,汤一介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再读此赋时,终于稍有领悟:“这首赋讲到庾信丧国之痛。庾信原仕梁,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返,后江陵陷,只得在魏做官,序中有‘金陵瓦解,余乃窜穿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回’等等,又是一曲《哀江南》。”由此,汤一介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就背诵过的《哀江南》:“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有不胜的世事沧桑之感,有怀念故国(故乡)之思,也开始渐渐懂得“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的含义,而且领悟到父亲的深意:“我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因在《哀江南赋》的序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如说‘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云云。”

    显然,关于“家风”的教育,汤用彤是成功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样的“家风”进入了汤一介的意识深处,终身不忘,使他最终成为品行高尚的大学问家。



汤用彤在大学讲授中国佛教史的讲稿提纲(部分)

父与子的“哲学”传承

    汤一介上初中的时候,汤用彤主要研究“魏晋玄学”,经常阅读《全三国文》《全晋文》《后汉书》《晋书》《三国志》等书。当时,汤一介已读过《三国演义》,见到父亲的《三国志》,便也翻着阅读。汤用彤正研究“王弼思想”,还写了《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三篇论文,将王弼看作圣人,显然,王弼是重要的人物,这一点让汤一介很不理解。有一天,汤一介问父亲:“既然王弼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没有王弼?”汤用彤回答:“王弼不会打仗,也不会用兵,写在小说里,这小说没人爱看。”汤一介又问:“那你写的王弼有人爱看吗?”汤用彤笑了,对汤一介说:“贺伯伯爱看,你可以去问他。”

    汤用彤所说的“贺伯伯”,是贺麟。和汤用彤一样,贺麟也是年少时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年长后曾在清华学校、哈佛大学等名校学习,毕业后在大学讲学、研究,成为著名的哲学家。他为人十分真挚,也很擅长教学,很受学生们的喜爱。汤一介果真按照父亲的话去找贺麟。贺麟十分郑重地告诉他:“王弼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可惜二十三岁就死了。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可比研究那些帝王将相,像刘备、关羽、诸葛亮、周瑜等等的意义还大。”贺麟的话令其心头一震,他以前觉得关羽、诸葛亮等人都是神一般的人物,哪知道王弼竟然更重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历史上有所谓“哲学家”,而研究哲学家有重要意义。渐渐地,年轻的汤一介有了当一名哲学家的理想,而汤用彤仍旧以自己的方式,不紧不慢地引导和教育着儿子。

    1944年夏,当时仍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危难。此时,汤一介的妹妹因病去世,这令刚刚读完高一的汤一介产生了浓厚的悲观情绪,并开始关注生与死的问题,还试着翻看父亲汤用彤所带的佛经。有一天,他对其父汤用彤说:“我能不能读读《妙法莲华经》?”汤用彤回答:“可以。但我看你读不懂。”汤一介不相信,就硬着头皮读了一些日子,结果真是什么也没有读懂,只好放下。这个时候,汤用彤见爱子有了自己的认识才说:“做学问、读书要循序渐进,你可以先看看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把佛学的一些概念搞清,再读佛书也许好一些。”

    汤用彤治学十分严谨,不急不躁,轻易不下笔。他用了长达15年的时间方写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时仍觉“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最后是迫于“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他这才使得此书于1938年公开面世。面世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曾评价说:“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汤用彤对汤一介的教育,也是如此,轻易不说话,但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引导和教育。

    20世纪50年代,汤一介曾当过其父汤用彤的助手,这使他更能够从汤用彤身上学到严谨的治学方法。即便后来因为各种运动耽误了很多时光,但他仍能够重新回到其父引导的道路上,最终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汤用彤的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等;汤一介的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佛教与中国文化》《早期道教史》等,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父子间学问的传承和发扬。



1956年春,汤用彤(右一)为汤一介(中)、杨辛讲课。

两代学者皆为“钝儒”

    国学家钱穆称汤用彤为“钝儒”,并在《忆锡予》中写道:“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 “锡予”是汤用彤的字。

    汤用彤一生,对吃饭穿衣等事毫不讲究,但对工作之事非常认真。对功利非常淡薄,而对学问则非常认真和自信。

    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将最高奖颁发给汤用彤所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没想到汤用彤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1号成立了一个“驻北平办事处”,傅斯年请汤用彤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汤用彤将这些薪金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一份。”这些行事作风都深深地影响着汤一介。

    汤一介回忆道:“我父亲为人行事或是一儒者而兼有道家作风。我和我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这些孩子,骂也几乎没有,对我发脾气只有一次,就是为出版《隋唐佛教史稿》。”

    那是1957年的春天。有一天,中华书局的编辑找到汤一介,讨论是否可以将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汤一介觉得父亲的身体不好,如能早些出版也好,便对编辑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不能做主,得问我父亲,看看他的意思再说。”中华书局的编辑找到汤用彤,说汤一介同意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等编辑离开以后,汤用彤非常严肃地责问汤一介:“谁让你来代表我说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这样的事你不能管。”汤一介不知如何是好,没敢申辩。此后,汤一介专门给中华书局的编辑写了一封信,请他向汤用彤解释。

    汤用彤病逝于1964年,而他的学问道德,在汤一介步入晚年后仍深受其益。在1993年所写的《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一文中,汤一介称:“我父亲去世也已二十九年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虽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我父亲相差之不可以道里计;于立身行事上,也颇有愧于‘家风’。”此后,汤一介还写了多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主编了《汤用彤全集》。他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也是以父亲当年那种“注重学问与人品”“没有门户之见”的态度,广泛邀请海内外重要学者,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很多重要贡献。他还在古稀之年主持了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版的编纂工作,竭尽全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是他延续了其父汤用彤的心愿。晚年的汤一介已称得上实至名归的哲学大家,但即便这样,他仍是谦和而有风骨的,从不计较名利,而只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和夫人乐黛云,还把自家的7万多册藏书(包括其父汤用彤留下来的善本书)全部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即便从这一点看,他又何尝不是一位“钝儒”呢!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2月15日 总第3335期 第三版


(作者: 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