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东南大学档案馆协助联系，5月19日凤凰网记者在原中央大学大礼堂采访了原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洗繁之子马伯伦先生。
马洗繁先生（1894—1945）曾多年在中央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大法学院院长，是民国年间全国著名的法学教授。
1917年夏，马洗繁与来自天津南开中学等学校的一些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成立“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新中学会。1918年后，周恩来在日本加入新中学会，在共同的工作中周恩来和马洗繁结下了情谊。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华。马洗繁和罗家伦校长同上庐山参加应变“谈话会”。 7月16日，在听取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后，罗家伦和马洗繁一致认定：抗日战争一定是持久战；南京肯定守不住；文化单位一定要搬迁，而且必须一步到位。重庆是山城，利于防空袭，是最好的搬迁地之一。回到南京，经蒋介石允准迁校后，罗家伦校长即派马洗繁（时任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吴幹前往重庆选址，选址得到重庆大学的支持，同意借嘉陵江边一片山丘松林坡给中央大学建校，并任命由马洗繁全面负责建校、迎迁事宜。马洗繁先生拼却性命，带领1800余位工人，仅用42天，盖起了合计4000多人的教学、生活用房，创造了奇迹般的速度，使中央大学能够及时从日寇的炮火中撤离，成为当时“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的大学。其中马洗繁先生为中央大学迁校和保存中央大学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8年10月，马洗繁与作为中国共产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重庆重逢。期间，马洗繁帮助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自己当年的同学和好友、已经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于同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到中央大学做了《第二期抗战形势》的演讲。
抗日战争时期，马洗繁拖着久病之躯，一面领头在中央大学抵制干扰、治学育才，一面为抗日救国奔走于社会，极度的超负荷工作摧垮了他原已孱弱的身体，肺结核病情日重。国难时期医药匮缺，生活艰苦，缺乏营养；国恨校忧，终日积郁加速了病情发展。1945年4月25日，马洗繁先生终因久病不治，英年早逝，享年51岁。
马伯伦是马洗繁先生的儿子，退休前是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编审。他从小生长于中央大学校园内，见证了中央大学的发展，年龄和大礼堂同岁，这里的一草一木见证了他童年的喜怒哀乐，这里的每栋建筑他都能说出故事。历经沧桑，回首往事，马伯伦先生充满了无限的感概。
我校周佑勇副校长、宣传部毛惠西部长、校友会姚志彪秘书长、档案馆钱杰生馆长、校史研究室刘云虹主任等有关领导在马老采访结束后看望了他，并和马老在大礼堂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