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受着三大因素的影响：一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清政府于1842年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于是外国人进来了，外国资本进来了，外国工商贸易以及教育、文化等都进来了。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于封建军阀和封建社会基础的存在，中国社会性质并未改变。三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为己任，后与国民党两次合作，统一北伐和抗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反共，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权，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三大因素的核心是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其他两大因素作用于中华民国。受这三大因素影响的中华民国档案工作，进入到国家档案事业阶段。
“国家档案事业”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第三阶段。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着档案——档案工作——国家档案事业——国家档案事业体系四个阶段；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
“国家档案事业”是在“档案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业”也可以说是“工作”。但“工作”一般是指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亦可以是一种职业、一种具体的业务或任务。工作量有大有小，时间可长可短，重要程度有轻有重。而“国家事业”，更多的是一种国家行为或关系到国计民生，一般具有既定的目标、规模和系统，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国家档案事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华民国形成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国家把档案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加强管理和建设。1912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下设秘书处，主管文书档案工作。处以下设有文牍科、收发科等，具体处理文书档案事务。处长胡汉民负责南京临时政府的文书档案工作。国民党中央四届四次会议和五届五次会议都形成了筹建国史馆的议案，后来建立了国史馆。1933年国民政府在国家机关开展了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中心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由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1935年2月，行政院设立档案整理处，任命了处长、副处长，负责制定中央各部、院统一的档案管理办法，监督和依规管理档案。1948年7月，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签发了《档案十进分类法》，称“本分类法，依照杜威十进分类法编制之，全军档案，悉按本分类方法管理之”。中央的一些机关，如行政院、考试院、交通部、司法行政部、实业部等都设有档案室，并制定了档案工作制度。一些省的机关，包括粮食、盐业、烟草等专卖机关也都有档案室。
二、国家明令废除封建王朝使用的制、诏、诰、敕和题、表、笺等公文名称，新用令、咨、呈、示、状等公文名称；外交文书、商务会计文书以及生产技术文书等大量使用；电报、照片、影片等新型载体文书档案出现；对档案的利用，远远突破了“皇家”范围而日趋频繁起来。
三、国家派人到外国学习档案工作。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档案整理处，曾派蒋廷黻、傅振伦、朱士嘉等人到美、英、苏、法、德等国考察档案工作。一些留学人员也在国外参观考察一些档案馆。他们撰写文章或著书，介绍这些国家的档案工作情况、经验、做法以及档案法规和学术观点，也带回了一些档案学著作。傅振伦写的《公文档案管理法》还附录有“欧、美档案馆学论文译丛提要”。
四、国家创办档案教育。基于1933年开展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打倒“卷阀”，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管理档案。从1934年秋季开始，由教育部资助，在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中、英文档案管理课程，每周各授课2小时，讲授一年。英文档案管理由美籍费锡恩女士任教，主要讲授美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实行的文书档案管理办法，中文档案管理由毛坤讲授。他参考外国档案管理理论和办法，结合我国情况编写教材《档案经营法》。这个档案专业班，1940年改为档案管理科，一直办到1949年。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拓了我国档案专业教育，不仅培养了档案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欧美档案学思想和先进的技术方法。美国图书馆学会经常赠书给这个学校，其中不少是档案管理方面的书籍。如英国人詹金逊著的《档案管理手册》、约翰生著的《档案管理法》，美国斯铁氏所著《伊阿华省公档案》《美国档案管理员之训练》及《法国大革命后之档案管理》《欧洲训练档案管理者之经验》等，学校教学人员都阅读、参考过这些书籍，或大量引用其中的精华，融会在自己的讲稿和著作中。
五、近代档案学初步形成。作为揭示档案这一社会现象和档案工作规律的档案学，是在档案工作实践和其他档案活动中，不断总结、抽象和吸收相关学科知识逐步形成的。近代档案学形成的主要标志是档案学术著作的问世。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一大批档案学著作。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出版的就有13本，如徐望之的《公牍通论》、许同莘的《公牍学史》、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傅振伦的《公文档案管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周连宽的《公文处理法》以及殷钟麒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等。这批档案学著作内容较为广泛，有讲述公文、档案历史的，有叙述档案工作具体方法和公文处理的，有偏重档案管理方面的，有讲述中央、省一级或县一级档案管理的。这说明当时的档案学研究已涉及诸多领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作者系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1年9月29日 总第2212期 第三版 （尚昌红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