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
汤一介 “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1896年的一天，一个3岁多的孩子坐在门槛上，从头到尾学着父亲的腔调吟诵着《桃花扇》中的《哀江南》，令他的父母大吃一惊。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汤用彤。 30多年后，六七岁的汤一介也可以把《哀江南》背诵得一字不差。直到晚年，他仍旧时常提起：“我们小时候得睡午觉，父亲总是拍着我妹妹吟诵《哀江南》。”就这样，汤一介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家庭的熏陶，后来也成为一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大学者。他就是汤用彤的儿子。 汤一介小的时候，汤用彤并没有用什么大道理教导儿子，而是以自己的立身行事进行无声的教育。他只是把自己做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整日沉浸在书香中，乐此不疲，成就了自己的大学问。汤用彤虽然精通中国古文及英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是我国能够融会中西、接通华梵的一流学者，但他从不在人面前卖弄学问，而是多采取默语静听的态度，无论是与家人还是外人交往，他也都是一团和气，从不与人吵架，即便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也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处理方式，乃至有了“汤菩萨”的称号。汤一介便是在这位“菩萨”的熏陶下逐步长大成人的。 汤一介小时候上的是现代学校，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偏少。汤用彤虽然仍旧说话不多，但开始有针对性地指导汤一介，先以自己喜欢的陶渊明的诗歌来熏陶，接着又让汤一介读《史记》《资治通鉴》，然后再让他读一些经书…… 汤用彤更重视家风的传承。在《我的父亲汤用彤》中，汤一介写道：“近年再读祖父之《■游图》中之题词，始知我父亲一生深受我祖父之影响……在祖父的题词中，我以为给我父亲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汤用彤的父亲名叫汤霖，是清朝的进士，做过几任小官，但对“功名”不感兴趣，反而很留意“中外学术治术的源流变迁兴失”，因此，他着意把儿子汤用彤向学问家的方向培养。汤用彤没有辜负父亲汤霖的期望，等他为人父后，也希望其子汤一介承继这种家风。 1942年，汤一介在读中学时，就很喜欢背诵唐宋诗词。一天，汤用彤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并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这篇赋，对汤一介说：“你也可以读一读。”他仍然话少得只有一句。汤一介读了以后，当时并没理解其中的意义，而汤用彤也没有进一步讲解，他希望儿子自己能体悟出来。两年后，汤一介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再读此赋时，终于稍有领悟：“这首赋讲到庾信丧国之痛。庾信原仕梁，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返，后江陵陷，只得在魏做官，序中有‘金陵瓦解，余乃窜穿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回’等等，又是一曲《哀江南》。”由此，汤一介联想到自己小时候就背诵过的《哀江南》：“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有不胜的世事沧桑之感，有怀念故国（故乡）之思，也开始渐渐懂得“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的含义，而且领悟到父亲的深意：“我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因在《哀江南赋》的序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如说‘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云云。” 显然，关于“家风”的教育，汤用彤是成功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这样的“家风”进入了汤一介的意识深处，终身不忘，使他最终成为品行高尚的大学问家。
汤用彤在大学讲授中国佛教史的讲稿提纲（部分） 父与子的“哲学”传承 汤一介上初中的时候，汤用彤主要研究“魏晋玄学”，经常阅读《全三国文》《全晋文》《后汉书》《晋书》《三国志》等书。当时，汤一介已读过《三国演义》，见到父亲的《三国志》，便也翻着阅读。汤用彤正研究“王弼思想”，还写了《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三篇论文，将王弼看作圣人，显然，王弼是重要的人物，这一点让汤一介很不理解。有一天，汤一介问父亲：“既然王弼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没有王弼？”汤用彤回答：“王弼不会打仗，也不会用兵，写在小说里，这小说没人爱看。”汤一介又问：“那你写的王弼有人爱看吗？”汤用彤笑了，对汤一介说：“贺伯伯爱看，你可以去问他。” 汤用彤所说的“贺伯伯”，是贺麟。和汤用彤一样，贺麟也是年少时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年长后曾在清华学校、哈佛大学等名校学习，毕业后在大学讲学、研究，成为著名的哲学家。他为人十分真挚，也很擅长教学，很受学生们的喜爱。汤一介果真按照父亲的话去找贺麟。贺麟十分郑重地告诉他：“王弼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可惜二十三岁就死了。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可比研究那些帝王将相，像刘备、关羽、诸葛亮、周瑜等等的意义还大。”贺麟的话令其心头一震，他以前觉得关羽、诸葛亮等人都是神一般的人物，哪知道王弼竟然更重要。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历史上有所谓“哲学家”，而研究哲学家有重要意义。渐渐地，年轻的汤一介有了当一名哲学家的理想，而汤用彤仍旧以自己的方式，不紧不慢地引导和教育着儿子。 1944年夏，当时仍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危难。此时，汤一介的妹妹因病去世，这令刚刚读完高一的汤一介产生了浓厚的悲观情绪，并开始关注生与死的问题，还试着翻看父亲汤用彤所带的佛经。有一天，他对其父汤用彤说：“我能不能读读《妙法莲华经》？”汤用彤回答：“可以。但我看你读不懂。”汤一介不相信，就硬着头皮读了一些日子，结果真是什么也没有读懂，只好放下。这个时候，汤用彤见爱子有了自己的认识才说：“做学问、读书要循序渐进，你可以先看看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把佛学的一些概念搞清，再读佛书也许好一些。” 汤用彤治学十分严谨，不急不躁，轻易不下笔。他用了长达15年的时间方写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时仍觉“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最后是迫于“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他这才使得此书于1938年公开面世。面世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曾评价说：“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汤用彤对汤一介的教育，也是如此，轻易不说话，但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引导和教育。 20世纪50年代，汤一介曾当过其父汤用彤的助手，这使他更能够从汤用彤身上学到严谨的治学方法。即便后来因为各种运动耽误了很多时光，但他仍能够重新回到其父引导的道路上，最终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汤用彤的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等；汤一介的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佛教与中国文化》《早期道教史》等，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父子间学问的传承和发扬。
1956年春，汤用彤（右一）为汤一介（中）、杨辛讲课。 两代学者皆为“钝儒” 国学家钱穆称汤用彤为“钝儒”，并在《忆锡予》中写道：“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 “锡予”是汤用彤的字。 汤用彤一生，对吃饭穿衣等事毫不讲究，但对工作之事非常认真。对功利非常淡薄，而对学问则非常认真和自信。 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将最高奖颁发给汤用彤所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没想到汤用彤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1号成立了一个“驻北平办事处”，傅斯年请汤用彤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汤用彤将这些薪金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一份。”这些行事作风都深深地影响着汤一介。 汤一介回忆道：“我父亲为人行事或是一儒者而兼有道家作风。我和我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这些孩子，骂也几乎没有，对我发脾气只有一次，就是为出版《隋唐佛教史稿》。” 那是1957年的春天。有一天，中华书局的编辑找到汤一介，讨论是否可以将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汤一介觉得父亲的身体不好，如能早些出版也好，便对编辑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不能做主，得问我父亲，看看他的意思再说。”中华书局的编辑找到汤用彤，说汤一介同意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等编辑离开以后，汤用彤非常严肃地责问汤一介：“谁让你来代表我说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这样的事你不能管。”汤一介不知如何是好，没敢申辩。此后，汤一介专门给中华书局的编辑写了一封信，请他向汤用彤解释。 汤用彤病逝于1964年，而他的学问道德，在汤一介步入晚年后仍深受其益。在1993年所写的《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一文中，汤一介称：“我父亲去世也已二十九年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虽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我父亲相差之不可以道里计；于立身行事上，也颇有愧于‘家风’。”此后，汤一介还写了多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主编了《汤用彤全集》。他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也是以父亲当年那种“注重学问与人品”“没有门户之见”的态度，广泛邀请海内外重要学者，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很多重要贡献。他还在古稀之年主持了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版的编纂工作，竭尽全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是他延续了其父汤用彤的心愿。晚年的汤一介已称得上实至名归的哲学大家，但即便这样，他仍是谦和而有风骨的，从不计较名利，而只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和夫人乐黛云，还把自家的7万多册藏书（包括其父汤用彤留下来的善本书）全部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即便从这一点看，他又何尝不是一位“钝儒”呢！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2月15日 总第3335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