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祖籍山东，后移居南京，幼聪慧，早年受业于章太炎。南京汇文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后赴日游学，参加同盟会，精中西文。辛亥革命后，1911年（清宣统三年）去美国深造，入西北大学研究院，攻哲学及教育。1913年著《华人心性论》得硕士学位；越二年，著《老子哲学》获博士学位，时年29岁。同年与在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之陈芬资女士结婚，婚后回国。当时汇文书院改名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延刘伯明为国文部主任，教授哲学、哲学史、文学、教育学等，声名顿著。江谦任南京高等师范校长，延刘伯明兼任伦理、哲学、语言等课教授。1919年刘伯明辞去金陵大学教职，专任南高师训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郭秉文继江谦任校长后，为规划校务，忙于外事，学校内务全请刘伯明负责。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改为东南大学，刘伯明任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哲学教授、副校长，除忙于校务外仍兼文理科主任，哲学教授，讲学不倦。刘伯明洞悉经籍，曾与章太炎先生游，治说文及诸子，故于国学至有根基。所著博士论文为美国哲学权威劳威尔教授激赏，诧为哲学界杰作。刘伯明归国后益专心研究老子哲学。刘伯明除精通英文外，并通法文、德文，且并习希腊文与梵文，以便直接阅读古希腊及印度经典著作。刘伯明治学专精，曾谓“吾人求学，应超然于名利之外，不以学问炫骇流俗。”又谓“人类不能为物质世界之奴隶，不应当受制于自然，现实世界有不完善之处，人类终须征服之，止于理想世界”。1922年美国思想家杜威来南京讲学时，请刘伯明任翻译，信达流畅，听众欣服。刘伯明青年时代，热心国事，在日本东京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参与民主革命。英占缅甸后，与留学生组织国民会并撰写英文宣言，痛斥清庭腐败及帝国主之义侵略，慷慨激昂之至。1923年夏，郭秉文离校期间代理校长职务。刘伯明强调“人格的感化”，倡导“民族的精神”，“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他曾与吴宓等一起创办《学衡》杂志。
倡行朴茂，求实的学风
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谈到他在南高师读书期间，受三位教师的影响最深，其一就是刘伯明，而原因便在于“刘伯明以哲学家而办学，最注重于教育理想”，“他常说一所大学的办学，物质方面设备固求完善，但物质较诸精神则居于次位，盖办学如无理想，则校舍无论如何壮丽，校具无论如何珍贵，其及于社会上的功效必甚微薄，甚至贻害社会，造成自私自利之蠹民亦未可知。” 刘伯明对教育理想的重视突出地反映在他为南高、东大的学风建设所作的努力上。当时，“每逢开学散学、新年元旦及其他特别典礼，常有师生一堂的盛会，那时刘先生必亲自出席”，而会上，“对于学风问题，常侃侃而谈”；并且特地撰写了《论学风》和《共和国民之精神》等文章，针砭当时学风中的某些时弊，倡导朴茂、求实的学风。刘伯明倡导的朴茂学风，首先强调的是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他认为，“吾人生于科学昌明之世，苟冀为学者，必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而所谓科学之精神，即“惟真是求”。而何为“惟真是求”？他认为，为学必须能“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并指出，“我国古来学者最重节操，大师宿儒，靡不措意于斯。”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某些人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倾向，每逢集会，他在向学生讲话时常常申明，“我们的校舍尽管破旧，但我们当保持一种朴茂的精神，不要有铜臭，不可有官气。” 刘伯明自身也正是这种学风的身体力行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担任过留学生青年会干事，与章太炎也交往甚密。辛亥革命后，不少同盟会成员身居政府要职，有人要刘伯明入政府任外交官，刘伯明却笑而谢之，以后赴美留学。他的同学梅光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刘伯明在西北大学，衣服两三套，绝少新制，其他费用更省，惟书藉一项则不过事吝惜，室中哲学书藉几夺去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课外，终日枯坐一室，“普通轻浮好动之美国人视之，似一东亚病夫之现身，抑知乃系西北大学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也。”而每年暑假，刘伯明都利用起来，到他所羡慕的美国东部大学去参加暑期学习活动。当时，暑假中迁至他校，在中国留学生中虽是“普通风尚”，但不少人所以易校“或纯为游览”，或是为了和旧友聚会，或是为了追求异性伴侣；“以读书为职志者亦少数也”。梅光迪还回忆说，有一年夏天，刘伯明到芝加哥大学，“蛰居斗室，终日习德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烦意懑”，而他看到刘伯明“静坐读书，意态萧然”，“犹一服清凉散也”。由于学习勤奋，刘伯明在西北大学每年都获奖学金，他还曾希望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去学习，因窘于资金而未能如愿。但他回国后始终保持着那种对知识的不懈追求。30 年代初，他的夫人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提到，刘伯明寒暑不论，数年如一日，“每日必读书，若一日不读书，则必觉一日无进步。” 怎样树立良好的学风？刘伯明在其论著《论学风》和《共和国民之精神》一文中还提到，“学校中有两种最难调和之精神，一曰自由，一曰训练”，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既要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又要有一种负责的态度。他认为“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想发现必要之条件也。”，但同时“惟负责而后有真正的自由，惟自由而后可为真正之负责。”从倡导治学中的自由精神出发，他提出要改变教学管理过于死板的问题，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注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惟年级之观念应行打破，即计算学分之机械方法最好亦能废除”；“一切教育应从人性之全部着想”；“教育目的，在学，为人；凡学，为人。必使人性中所具之本能，得有发展之机会。”他还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中对职业目的过分强调而对学生基本素质教育的忽视：“学谋生，不过发展之一部分，以一部分而概全体，非人的教育也。” 刘伯明倡导的这种自由精神，促进了当时南高的教育改革。五四以后，国内教育界曾有一场重大的转变：“以前只注意静的约束，以后多注意动的培养；以前偏重知识的灌输，以后渐重干才的训练，以前只有消极的管理，以后渐加积极的引导。”而南京高师的这种转变，则是与当时担任训育主任的刘伯明的“主谋规划”分不开的。他“努力提倡学生活动，注意全人训练，学生自治会及各种学术研究会等即于此时应运而生，蓬蓬勃勃，有如春荀怒发，旭日方升，全校师生无不精神焕发，兴趣活泼，治学成绩斯时最佳，撰述著盛极一时，是为南高之黄金时代。” 从倡导治学中的负责态度出发，刘伯明特别强调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张其昀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刘伯明常强调“吾侪对于宇宙，须信其永无消灭，继续存在。有此理想，方可支持吾人贡献于社会勇气，而求人类之进化重视办学理想。”著名地学家胡焕庸则回忆说：“同学学友将毕业，刘师特召而训之，达两小时之久。”而给他印象最深者便是刘伯明所说“吾君方在年少，外出就事决不可畏繁剧，教课而外，当同时担任职务，此君等应有之职，不可废弃了练习机会也。”自由精神和负责态度的结合，使南高东大形成了勤奋、朴实的学风。刘伯明曾说：“吾校同学率皆勤朴，无浮华轻薄气习，而其最显著之优点，在专心致力于学。其坚苦卓绝，日进不已，至可钦佩，实纨绔子之学生所不能及者也。”有人则评价，南高东大学生勤奋读书，“学风之良，为全国第一”。 南高、东大的“重心所在” 刘伯明在南高东大时间工作前后仅几年，但在学校中影响却颇深。张其昀教授评誉他“其言论风采，影响所及，至为深远”，是当时南高东大的“重心”所在，这是与刘伯明对学校工作贡献和自身的德行修前分不开的。 刘伯明“贤明温雅”，“以恕待人，以诚持已”，在金陵大学任职之时，教职工中有“三君子”因其德行而受人称许，他居其首。在南高东大，他原来的职务只是校长办公处副主任，但校中日常事务却萃于一身，而他却一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高师改为大学”，他“规划之力为多”，因而“其在校之权威亦日起”。当时校内教师在许多问题上，颇多意见纷争，如在是重通才教育还是重专才教育上就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学生前两年不要分科，主要进行文理基础教育；一派却主张第一年即分科，文理科课程越少越好。刘伯明因为直接负责学校日常工作，常常需要左右周旋，处理好多方面的矛盾关系。但由于“其待人接物，无处不以真面目相与，故在全校中可谓无一与之有恶感者”。当时东大教授中虽有思想冲突，情谊淡薄之处，但暗中倾轨之事则绝少”。梅光迪认为，这是与实际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刘伯明为一“纯然君子”而非政客化、市侩化的教育家分不开的。作为教育家，刘伯明对学生也关心、爱护备至。他少时贫寒，因而“遇贫苦力学之士，扶植尤力”。在金陵大学任职期间，他在南高兼课，所得兼课收入薪水全部捐给金大图书馆购置图书。在东南大学，为支持贫困学生，他特地创立了贷学金助学法。病重之时，他喃喃所语的总是某系某学生，弥留之际，他竟问他的夫人：“你是哪一个系的学生？”作者冒荣
刘伯明学成归国后专心教育事业，经常以四种精神教导学生：一曰学者精神，应具自信自得，求真知之贞操；二曰学校精神，即公民精神，注重社会训练；三曰自治精神，即共和精神，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能自动负责；四曰自强精神，品性与体格并重。
刘伯明平时博览群书以读书为乐，不事奔竞，不尚标榜，疾恶如仇。故莘莘学子多感其人格，海内多称其为“纯粹君子”，目为“南雍祭酒”。平生所著有《思维术》、《西洋古代中世纪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其文章散见《新教育》诸杂志，以后又与柳诒徵，吴宓，梅光迪，胡先肃等人创《学衡》杂志，以“翼学、邮思、崇文、培俗”为宗旨，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原则。刘伯明游学时，因家境清寒，虽有奖学金，但为数不多，故刻苦自励。归国后，曾以薪金一部份为金陵大学购置中文图书，并在东南大学创贷金助学法以培养人才。
1923年刘伯明积劳成疾，是年夏仍应邀去湖南讲学。同年秋突患脑膜炎症，医治无效逝世，年仅37岁。刘伯明临终时，于家事一无所嘱。葬于南京雨花台。胡适曾挽以联曰“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东南大学于1924年特以南高院大会堂命名“伯明堂”以资纪念。近悉，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华岗大义馆四楼也锡名“伯明”，并设奖学金以资纪念。
《学衡》的"保姆"--刘伯明
今天人们谈论《学衡》，往往只说到吴宓、梅光迪，而不知刘伯明。其实说刘伯明扮演了《学衡》之保姆的角色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学衡》的创办者大都为南京东南大学的教授，也大都为留美学生，他们能够聚集在东南大学并且创办《学衡》，与刘伯明有直接关系。
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江苏南京人。早年曾赴日本留学，后去美国，在西北大学攻读哲学，因研究老子哲学思想受到美国学术界重视并因此获博士学位，29岁时回国，先是任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1919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和文史地部主任。1921年该校改名为东南大学，刘伯明即担任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哲学教授，在东南大学威望很高。也就是在这期间，他邀请当年的留美同学梅光迪来东南大学任教，梅光迪又介绍了吴宓来，而吴宓又先后介绍了汤用彤、黄华、朱君毅等，遂在东南大学形成了一个以留美学生为主的文人圈子，再加上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和景昌极、缪凤林等东大的优秀毕业生，一时人才济济。他们的思想主张大体一致，也基本上都为《学衡》社的成员，学术界后来即称他们为东南学派。
作为副校长，刘伯明曾以自己的行政地位和学术影响给《学衡》以很大的支持，使《学衡》得以顺利问世。《学衡》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学者之精神》，就是刘伯明所写，实际上此文的作用即相当于发刊词。然而，大概应了其字"伯明"即"薄命"的预言，他不幸于1923年11月24日患脑膜炎去世，时仅37岁。当天夜里，东南大学一座名为"口字房"的教学楼突然起火，因无救火设备，全楼焚烧一空，致使学校多日不能上课。而起火原因不明，吴宓以为是继刘伯明死后的又一不祥之兆，预示东南大学的开始衰落。因东南大学中有已部分人早就对刘伯明重用梅光迪、吴宓等不满，欲对其发难，认为应将英语系和西洋文学系合并，并且不准梅光迪任合并后的系主任，实际上是要以此赶走梅光迪、吴宓等人，因当初吴宓来东南大学为的就是该校设立西洋文学系。因此刘伯明去世，正是他们夺权的好时机。于是梅光迪、吴宓等纷纷另谋生路，梅光迪再次去哈佛教书，而吴宓则去东北大学任教，只有柳诒徵暂时留下，1925年也辞职离开东大。《学衡》的中坚力量在短期内即因刘伯明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又怎能不让吴宓等伤心呢？为了表示对刘伯明的哀悼和纪念，吴宓在《学衡》第二十六期，特意将刘伯明的画像置于卷首，并请郭秉文撰写了《刘伯明先生事略》附录于后。在参加其追悼会时吴宓又特意撰写了长达224字的挽联，亲自书于白布之上，张贴于追悼会会场，在东南大学一时引起轰动：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谤毁所积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
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若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慕东林复社之规。辟瞽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精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尔撒手西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
上联回忆了刘伯明献身教育事业、一生任劳任怨以至积劳成疾，终于以身殉职的精神，下联指出了刘伯明在《学衡》派中的领袖作用，表露出深深的失落感和对《学衡》以后命运的担忧心情。此联情文并茂，意味深长，的确是一副妙联。当刘伯明追悼会召开时胡适正好路过南京，遂也送挽联一副，措辞就差得多了，吴宓讥为"语意皆平常"，此处就不必再引。大致与死者关系不同、心情不同，其表达自然也就不同了。
至于梅光迪，对于刘伯明之死，也是极为悲哀的。他曾专门写了记述当年与刘伯明在美国留学时交往的长篇回忆，这对于一向不愿多写文章的梅光迪来说，真正是难能可贵了。说到他们二人的交往，则要从当年在美国留学时谈起。1913年夏天，梅光迪从威斯康新大学转入西北大学，因他人介绍，得以认识刘伯明。当时刘伯明正在撰写博士论文，故即使是在暑假也在刻苦学习。当时在西北大学文理学院的中国学生仅他们四人，该校距其他学院较远，他们也不愿多与外界交往，因此四人很快成为好友。因此，梅光迪很快即了解到刘伯明的许多情况。例如刘伯明因成绩优异，连年获得奖学金，但日常生活中，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外，倘若仍有余钱，则全部用来买书。又如西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劳维尔，对刘伯明极为赏识，刘伯明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在其指导下完成的。二人交往密切，犹如家人父子，这在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教师之间极为罕见。据说因为刘伯明在校方及教师眼中印象极佳，某次一中国留学生毕业答辩，本应使用英语。但该生英语很差，遂不得不用汉语，再请刘伯明为之翻译，而校方竟然破例同意，就是基于对刘伯明的良好评价。后来刘伯明有意去哈佛学习，终因经济原因未能如愿，最后只有回国。
刘伯明到南京东南大学后，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担任行政事务，虽任劳任怨，却因书生气十足，不善对付内部纠纷。又因支持梅光迪、吴宓等办《学衡》，遂渐渐招致他人不满，但其高尚的人格也使反对派不敢公开发难。当时东南大学内部为教学指导思想和具体办事方法开始争论，刘伯明主张加强人文学科的教学，即使学习理工者也应开设有关这方面之课程，认为既为大学，应不同于专门的理工学院，应为培养全面发展之人才服务。但其主张却为一些有个人私心者反对，例如该校的西洋文学系，是从原英语系分出，目的即为培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高级人才，吴宓等也正是为此才来东大的。但一部分人对梅光迪等不满，对其办《学衡》事更是腹诽不断，而刘伯明身为《学衡》的创办者和支持者，则必然受到他人非议。因此他尚未去世，即有人提出要将西洋文学系再次撤消，并入英语系，明为合并，实际为拆刘伯明的台。后来刘伯明突然患病去世，梅光迪、吴宓自然不可能再在东大呆下去了。则刘伯明对于《学衡》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刘伯明的人格力量，梅光迪最为佩服，他曾经有这样的评价："夫享年三十有七，不可为寿，供职教育界，仅及八年，不可为久。又无伟大著述，以留贻后人，而吾人脑海中，于其学术人格，终觉有一深刻之印象者，此何故欤？吾再三寻绎之，盖得两大解释焉：一曰，以其学术与事功合一也。……二曰，以其实行人格化教育也。伯明之于学生，亦无若何特殊之德育训练，而其静穆和易之貌，真挚悱恻之言，自使人潜移于无形之中。当时东大，俨然自成风气。为社会所公许，由今思之，真黄金时代矣。凡此皆伯明之伟大成功，而使吾人追怀不忘欲从末由者也。"的确，也许刘伯明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不是杰出的学者，但他所倡导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强调加强对学生的人文主义理想教育，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